就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後，喬安妮·李(Joanne Li)意識到，那款將她與其他中國移民聯繫起來的應用，已經讓她與現實脫離了聯繫。
她在中國應用微信上看到的一切，都表明唐納德·J·川普(Donald J. Trump)是一位可敬的領導人和出色的商人。她以為這是對這位新當選的美國總統毋庸置疑的共識。「但後來我開始和一些非華裔的外國人談論他，」她說。「我徹底陷入了困惑。」
2018年，當她回到中國從事一份房地產工作時，李女士親身感受到了中國互聯網管制的抽打。在經歷海外生活後，她試圖靠分享世界大事文章的群組來平衡自己的新聞食譜。2020年初，在冠狀病毒蔓延和中國與世界各國關係出現緊張之時，她在微信上發了一篇美國政府運營的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的文章，內容涉及中加外交關係的惡化，該文章後來遭到審查刪除。
第二天，四名警察就出現在她家人居住的公寓。他們帶了槍和防暴盾牌。
「我母親嚇壞了，」她說。「她一看到他們，臉色都白了。」
警察將李女士以及她的手機和電腦都帶到當地派出所。她說，他們用一種名為老虎椅的約束裝置銬住她的腿，以便進行審問。他們反覆詢問了這篇文章和她微信上的海外聯繫人，隨後把她在牢房裡關了一晚。
她兩次獲釋，然後又被拖回派出所接受新一輪審問。李女士說，一名警官甚至在質問她的網路言論時堅稱中國有言論自由保護。「我什麼都沒說，」她說。「我只是想，你的言論自由是什麼？是把我拖到警察局，讓我夜不能寐，審問我的自由嗎？」
最後，警方逼她寫了一份認罪書和支持中國的宣誓，然後放了她。
「牆越來越高」
微信起初只是個簡單的模仿者。其母公司是中國互聯網巨頭騰訊，該公司通過一款為個人電腦設計的聊天應用建立了龐大的用戶基礎。但新一代的手機聊天應用威脅到它對中國年輕群體聊天方式的控制。
富有遠見的騰訊工程師張小龍向公司創始人馬化騰發出信息，擔心他們沒有跟上時代。他的信函帶來了一項新使命，而張小龍設計出一把數字瑞士軍刀，成為了中國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微信依託騰訊旗下其他在線平台的人氣，將支付、電子商務和社群媒體整合為一項單一服務。
它大受歡迎，最終讓啟發微信的應用也黯然失色。而從其不同平台的網路遊戲中賺取數以十億計美元利潤的騰訊，如今得到了從個人數字身份的幾乎方方面面——投放廣告、銷售商品、支付處理和送外賣等便利服務——賺錢的辦法。
微信是為中國互聯網服務的封閉世界而建的，它唯一的失敗在「防火長城」之外。騰訊在海外進行了大規模營銷，甚至請來足球運動員利昂內爾·梅西(Lionel Messi)擔任一些市場的代言人。對非中國用戶，微信創建了另一套單獨規則。國際帳號不會面臨直接審查，數據將被儲存在海外伺服器上。
但許多僅存在於中國的服務沒有了，微信也失去了在中國那樣的吸引力。它在國外看起來更加平淡無奇，跟其他聊天應用沒區別。最終，它的主力海外用戶還是散居海外的中國人。
騰訊並未回應置評請求。
隨著時間推移，微信中文版和國際版的區別變得不那麼重要了。在中國境內創建帳號但隨後出國的中國人，其帳號會面臨審查和監控。如果國際用戶與中國境內用戶聊天，他們發出的內容也可能被審查。
至於那些新聞和八卦，大部分都來自中國境內的微信用戶，然後再被傳到世界各地。大多社交網路都有無數過濾泡沫強化不同的偏見，但微信由一個超級過濾泡沫主宰，它密切遵循著官方宣傳的敘事。
「微信的過濾泡沫與算法無關——它們來自中國封閉的互聯網生態系統和審查制度。這讓它們比其他社群媒體上的泡沫更惡劣，」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教授方可成說。
方可成第一次注意到微信的局限性是在2018年，當時他在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讀博士研究生，並向中國年輕人教授一門媒體素養的網路課程。
說話輕聲細語的方可成浸淫在美中兩國媒體的迴音室內，他預計感興趣的大都是好奇的中國國內人士。然而一個意想不到的群體打進了課堂：居住在美國、加拿大和其他地方的中國移民和外籍人士。
「這似乎很明顯。因為他們都在中國之外，對他們來說，要了解外國媒體應該很容易。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他們會看到它、閱讀它，」方可成說。「但我意識到事實並非如此。他們身在中國之外，但他們的媒體環境仍然完全處在中國國內，他們的信息管道都來自微信公眾號。」
方可成的在線課程為期六週，靈感來於他在微信運營的名為「新聞實驗室」，旨在向讀者傳授新聞知識的公眾號。在他的課程中，他會布置一些來自路透社等媒體的文章和工作表，教學生分析這些文章的內容，讓他們區分專家評論和主要信息來源。
在2019年的一堂課上，他關注巴黎聖母院大教堂的火災，這起事故激發了微信上的許多陰謀論。著名的清華大學的一位教授轉發了一篇文章，聲稱穆斯林是幕後黑手，這是不真實的。
這些課程很有吸引力。2018年，方可成收了500名學生。第二年，他收了1300名學生。2020年正值新冠病毒謠言和審查盛行，騰訊刪除了他的「新聞實驗室」公眾號。他認為，鑒於對外國媒體更加「敵視」的氛圍，在另一個平台上授課不安全。
不過，他說，封殺微信不太可能有什麼幫助，因為用戶可以很容易地轉向其他充滿宣傳和謠言的中國應用程序。他說，更好的辦法是制定規則，迫使騰訊這樣的社群媒體公司變得更加透明。
他說，創建這樣的互聯網區塊不太可能提高信息的質量。
「信息就像水一樣。水質可以改善，但如果沒有流動，水就很容易發臭，」他說。
在2019年的一堂課上，他對總體上的信息流動障礙做出了警告。
「現在，牆越來越高。看到外面變得越來越難，」他說。「不僅是在中國，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失聯是什麼感覺」
這款應用可能被用作對她不利的證據。但和許多維族人一樣，他一次又一次地打開微信。那裡有他和母親多年的照片和對話。它還承載著一個被他抱緊的渺茫希望，那就是有一天她會再次聯繫他。
如果說宣傳和審查已經找到了接觸微信海外用戶的途徑，那麼中國政府也一樣。
雖然中國政府可以使用任何聊天應用，但微信有其優勢。警方很清楚它的監控能力。在中國，大多數帳戶都與用戶的真實身份掛鈎。
喬達特的母親於2019年夏天從拘禁營獲釋，她身體虛弱、疲憊不堪。中國警方給了她一部手機，給她註冊了微信。聽到母親的聲音，喬達特壓抑著激動的情緒。他本來一直無法確定她是否還活著。儘管鬆了口氣，但他還是發現了一些不對勁的地方。她對中國共產黨做出了一些生硬的讚美。
然後警方找到了他。他們通過微信向他發出一個匿名的好友請求。當他接受後，一名男子介紹說自己是中國新疆地區再教育營所在地安全部隊的高級官員。此人提出了一個建議。如果身為美國公民及維族活動人士的喬達特能夠停止提高人們對難民營關注的努力，那麼他的母親可能會獲得護照，並獲准到美國與家人團聚。
「這是一種威脅，」他說。「我沉默了兩三個星期，只想看看他會做什麼。」
這一切都變成了泡影。在拒絕了一次媒體採訪並缺席了一次演講活動後，喬達特不耐煩起來，與那名男子對質。「他開始威脅我，說，『你一個人反對這麼一個超級大國。和中國比起來你什麼都不是。』」
這段經歷讓喬達特無法容忍讓這款讓威脅成為可能的應用程序，即使這是他與母親唯一的聯繫方式。他說，他認識另外兩名有類似經歷的維裔美國人。另一些人的描述表明，世界各地都有類似情況發生。
「我不知道這是報應還是正義得到了伸張，中國人也會感受到與家人失去聯繫的痛苦，」喬達特在談到川普政府提出的禁令時說。「有很多中國官員的孩子在美國，微信一定是他們保持聯繫的工具之一。如果他們感受到這種痛苦，或許他們可以更理解維吾爾人。」
「那你就會很孤獨」
李女士遲遲才加入微信的派對。微信流行起來時，她遠在多倫多，在姐妹的一再催促下，她才在2013年開始使用微信。
它為她打開了一個新世界。不是在中國，而是在加拿大。
她發現附近有和她相似的人。她的許多中國朋友都在微信上。她們找到了幾乎和國內一樣好的餐館，還在一起遊覽這座城市。一個由中國移民建立的公共號專門組織各種活動，點燃了不少浪漫的火花。「微信上曾經非常有趣，」她回憶。
監控行動支持了一支快速增長的網路警察力量。該組織在微信等服務中進行搜索，尋找被視為政治敏感的帖子，從鏈接到嘲諷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笑話，無所不包。為了處理微信數以億計的用戶和他們的對話，會有軟體對關鍵字、鏈接和圖片進行分析，以此產生線索。
由於擔心陷入自動化的陷阱，李女士現在寫東西時都會故意打錯別字。她不會直接提到警察，而是使用自己發明的雙關語，稱他們為「金叉」。她不再分享微信以外的新聞網站的鏈接，並且壓抑自己談論政治的傾向。
「我想改用其他聊天軟體，但是沒有辦法，」她說。
「如果真有其他選擇，我就會換一個，但是微信太可怕了，因為沒有別的選擇。它和生活的聯繫太密切了。購物、付款、工作，都必須使用它，」她說。「如果你換到另外一個應用，那你就會很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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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07, 2020 at 04:47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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