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裡廂的傳呼電話（下） - 世界新聞網 - 世界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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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年紀就無端受辱當然令人沮喪，不過，與文革中多少人被迫害致死相比，我的際遇就算不上什麼了。但出乎意料的是，文革結束後，我們居然又聯繫上了，也算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吧！L同學後來分配到上海提籃橋監獄當了獄警，高考恢復後考取華東師大。大學第一年的暑假，他就約了在師範學院讀書的我一起去遊黃山。我借他的光，去時搭乘上海監獄押送犯人去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的押運車，一路上警燈閃爍，好不威風。

就我家而言，從弄堂口傳呼電話得益最大的非我哥莫屬。他文革前考取南京遠洋海員學校，被分配到廣州遠洋公司在船上當電機員，一下船就回家休假，一休就個把月。弄堂裡的人幫他介紹了一個住在甘泉新村的姑娘，就是我後來的嫂子。這兩人幾乎把傳呼電話當成了他們鴻雁傳書的神器，幾乎每天必通話一次。

他們也有吵吵鬧鬧，碰碰磕磕的時候，這時我姊姊就義不容辭地站出來為大弟做說客，打傳呼電話給未來的大弟媳，從中調解與斡旋，讓雙方有台階可下。有趣的是，嫂子後來告訴我們，她巧妙地採用諧音方法，把我家傳呼電話的號碼「五六四六五○」記成「魚落水落魚鱗」，從此再不忘記。的確，借用她的絕招，這個電話號碼至今仍深刻在我大腦的U盤中，永不磨滅。

由於我家離弄堂口的傳呼電話不過五十米開外，所以，打電話人的聲音常會隨風飄來，倘若要靜心看書就非得關窗不可，以減少干擾。可惡的是，某些通話人顯然缺乏修養，對著話筒出口成髒，粗話不絕，幾乎每句話都以「拆拿」開頭，聽得人心煩生恨，難以容忍。為此，我特地寫了一篇短文，呼籲人們在使用公共電話時也要講究文明，切莫用髒話污染環境和心靈。

後來，這篇文章被上海《解放日報》的「街談巷議版」採用。每逢節假日，使用傳呼電話的人倍增，甚至還會在弄堂口出現排隊現象。這時，一個迫切問題就是通話人要自律，不能滔滔不絕，不顧他人。因為當時上海的傳呼電話好像並沒有限時斷線的規定，如果一個人公然在傳呼電話上「煲粥」，必然會給後面排隊的人帶來延誤和不便。難怪當時上海著名滑稽演員吳雙藝、王雙慶表演的滑稽節目《打電話》深得人們的共鳴和喜愛，因為它刻畫了一個毫無公德心的小市民式女主人，一旦輪到她打電話，就話筒在握，目無他人，事無巨細，在公用電話上娓娓道來，弄得後面的人百般無奈。

我一九八四年出國後不久，我們弄堂隔壁的二軍大長征醫院（原來叫同濟醫院）就實施了計畫已久的擴展工程，把整個侯在里弄堂連同另外一邊的祥康里一道吞併，一直擴展到成都路高架路邊。我的故居煙消雲散，傳呼電話當然也不復存在。

如今手機普及，隨響隨聽，還能拍照錄像，誰還會需要那個弄堂口的傳呼電話？恐怕只有到博物館裡才可一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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